淡定的武汉，焦虑的香港：如何正确面对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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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武汉群众绝对是神经粗大的类型，要敲警钟了。市政府哪怕有专家给的偏乐观的意见，也不应顺着群众的乐观情绪行事，要提醒做好防疫工作，让群众多戴口罩，多注意个人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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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淡定的武汉与过度焦虑的香港

最近武汉成了全国关注的焦点。1月20日，武汉一下增加了136个病例，情况变得较为严重了。到1月21日，武汉市长周先旺都出来说，“能不到武汉去就不去，武汉人能不出来就不出来”。

有些奇怪的是，2019年12月30日，武汉就郑重报告，发现了不明原因肺炎，事情就有了不小关注度。但直到几天前，武汉本地还是相当淡定的。

我有不少亲戚朋友在武汉，直到1月18日问，都说是还好，没什么事，不带口罩，不用担心。还有段子，说外面人看武汉是疫区，武汉人不想搭理。

当地还有一个著名的百步亭社区“万家宴”，1月18日办了第20届。4万多个家庭端出自创自做的13986道菜品，“共聚一堂叙生活暖心事、新变化”。这么多人一起吃饭，如果当地气氛紧张，这种“非必要”的活动是不可能举办的。

到1月21号、22号，事情就完全不一样了。武汉当地已经紧张了，戴口罩的人数量急升，大部分人都口罩了，基本成标配了。当地人感觉也变了，因为出来进去的活动受影响了，恐慌情绪明显上升。

2019年12月30日武汉通报有不明肺炎，我在香港立刻就发现，香港政府和媒体舆论非常重视，每天都有不少新闻追踪，天天都通报了不少“疑似病例”。到1月22日统计图上香港有了117例“疑似”，让不少人觉得奇怪，怎么香港这么多疑似的。其实是香港把与武汉有关的发病都算作“疑似”，而其它省市，是做一次试剂检测阳性算“疑似”，两次阳性算“确诊”。香港这117例疑似，只有1例还在检查，其它都排除了，都是其它病因，不是武汉肺炎。所以严格来说，香港是没有任何病例报告。

虽然还没有病例，但我个人观察，香港公开场合有约三分之一人戴口罩了。香港这么重视，甚至表现得有些过度焦虑，原因是2003年SARS吃了大亏，1755人染病，300人死亡。而人口是香港200倍的大陆，也只有5327例病患，349人死亡。当时香港应对新型传染病经验不足，防治流程有很多问题，导致损失惨重。说来确实很痛心，所以这次事情一出来，香港就非常重视。香港对大陆提出了很多沟通与通报要求，甚至要求北京天津经武汉开往香港的高铁，不停武汉站，到武汉的旅客需要在郑州下车中转。

2003年SARS，最开始是在广州发现和传播的。但是后来疫情演变，香港成了全球损失最惨的疫情中心，有很多经验教训。而武汉这次既是病情的源头，也必然是患者与死亡人数最多的城市。武汉从开始的淡定，到现在的严阵以待，同样有一些问题值得仔细分析。

相比香港的过度焦虑，就在事发当地的武汉人，显得特别的“心大”。疫情这种事，小心为上，武汉人的“淡定”、“心大”，并不是一个值得鼓励或者吹嘘的好心态。

二．武汉人淡定情绪的起源

要解释一下传染病相关的政府决策与信息公布机制。传染病信息，是国家级的重要信息，个人无权自行公布，否则会乱套。地方政府也不能自作主张处理了，要按法规来做事。经过非典事件，中国已经有了相当大的进步，对疫情监控有了一套处理办法，也不可能去搞瞒报。相关法规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最近是在2013年6月29日进行了修订。

任何一个传染病事件，在决策判断信息公布方面，都有三个层面的事。一是收集信息、技术准备，这是越多越好、越细越好的，也是相关医卫机构的日常工作，如快速研发出检测武汉肺炎的试剂。二是进行决策判断，事情有多严重，定成什么级别的传染病，甲类还是乙类，要按什么级别进行防治。三是信息公布，对公众发布什么样的信息，各地如何通报情况，如每天公布新增病例，没有新增也要通报等等。

事情是出在武汉，但是重大决策判断，肯定是要到党中央国务院层面的，不可能武汉自己就处理了。而中央作出决策判断，一个是地方上要准确及时汇报情况，二是要派出专家组开会以及到当地考察，给出专业的分析和建议。

这个流程其实是很好理解的，也是做事的正确方式，流程上没有问题。领导不可能什么都懂，在专业的领域非常需要专家给出专业意见，有时还需要看多个专家、不同领域专家的意见，综合各方面的情况作出科学决策。

这里，最重要的有三个经验教训。一个是地方上不要瞒报，不要有侥幸心理，要全面准确及时地把情况报告出来。由于2003年的教训，中央三令五申强调不能瞒报，非常重视。这次我认为没有这个情况，这方面没有问题。第二个就是专家的分析判断，个人感觉，武汉这一次疫情，专家判断出了一些问题。第三个就是信息公布，这方面武汉可能有些过于放松，在群众舆情掌控方面，有相当大的改进空间。

事情出在武汉，发现了一种未知的新型肺炎病毒，类似的SARS在2003年给中国造成了惨重损失。为何武汉群众会显得如此淡定，这种情绪是从哪来的？除了武汉群众天性的乐观，个人以为其源头是专家组给出的判断。

在1月中旬，专家组给出的判断应该是这样的：

1. 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

2. 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

3. 1月3号以来，未发现新发病例。密切接触者700多人，医学观察都没有事，陆续解除观察。

4. 该病毒的致病性较弱，病患病情和整体疫情处于可控状态。

5. 武汉肺炎传染率不如SARS，死亡率也不如SARS（当时仅1人死亡），总体上肯定比SARS程度要轻。

国家医疗专家组专家、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主任医师王广发1月14日就说，“目前来看该病毒的致病性较弱，病患病情和整体疫情处于可控状态。”

在这样的专家组气氛中，领导应该会作出常规的判断，对武汉疫情保持之前的关注程度即可，不会升级处理力度。而这种气氛也让武汉政府领导感到放松，本来提心吊胆的情绪得到了舒缓，作出了“内紧外松欢度春节”的判断。这种情绪，让本就心大的武汉群众，敢于反过来笑话外地群众紧张过头，认为武汉没有问题。

需要着重指出，这里并没有所谓政府蓄意瞒报的问题，这样的说法是别有用心。有了2003年SARS事件的经验，中央与地方政府都没有动机蓄意瞒报，更不可能不顾专家组的反对意见，冒险瞒报赌疫情没有事。实际情况，很可能就是专家组给出了乐观的说法。

为什么1月14日前后还是“未发现新发病例”，1月18日就59例新增、1月19日77例新增，武汉忽然一下两天多出了136例？这136例新增病例，是重大的疫情变化，也是中央领导对武汉疫情作出重大指示的最直接原因，事情的重视程度与防疫级别一下就上升了。到1月21日，15个医护人员被感染。连王广发自己，也被感染了。

这是一个出乎专家组预料的情况。个人认为，这是因为武汉肺炎病毒，表面上不如SARS传播率高，致死率不高，但是也有它特别的凶险之处。

SARS显得很凶险，但其实全球一共也就8000多人染病，大陆5000多人。SARS是人传人，还出现了“毒王”式的“超级传播者”，一人能传上百人。但是SARS也有一个特点，危险的传播者有显著特征：发热。而且SARS的潜伏期常见为3-5天，不是太长，潜伏时传播能力不强。全民重视起来，较容易找到发热的患者进行隔离，可以有效地将传染源与人群隔开，中断传播链条。其实全国绝大多数地方都没有SARS患者出现，因为都被有效隔离了。当中国以前所未有的程度重视之后，对SARS的战斗很有成效。

武汉肺炎病毒，潜伏期要比SARS长。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成员高占成1月21日说，“目前病毒的潜伏期，从现有病例来看，平均是7天左右，短的2到3天，长的12天”。这比SARS的潜伏期要长。个人认为，这其实是一个重大的不同。武汉肺炎病毒在潜伏期的表现，值得警惕。如果它在潜伏期，也有一定的传染能力，就要相当重视了。很有可能，武汉肺炎病毒在潜伏期的传播能力，是强于SARS的。

可以推测，1月18日、1月19日忽然增多很多病例，这不是偶然的。一方面，是检测试剂有了进步，加快了确认进程；另一方面，也是不少患者体内的病毒过了“潜伏期”，开始发作了，主动被动去医院接受检测。

武汉肺炎出现也不过约1个月，至1月22日，已经有324个确诊病例了，死亡6例。这个扩散幅度，是比SARS初起时要厉害的。

SARS是2002年11月16日出现第一个病例，12月在广州深圳引发了抢购醋和板蓝根的风潮。中间平息了一段时间，2003年春运也没什么大事。后来是广州医院退休教授刘剑伦，2003年2月21日在发烧的情况下，到香港参加外甥的婚礼，在京华酒店病发成为“超级传播者”感染了多国多人。后面又有一个超级传播者，在天井通风不合理的淘大花园，传染了300多人。还有一个男子，3月3日被威尔斯亲王医院收治，成为125人爆发染病的源头。

也就是说，SARS其实是到2003年2月底才开始大规模爆发，原因是出现了“超级传播者”。而武汉肺炎，比较广的人传人例子就是一个，是一个人去神经科看病，传染了15个医护。短短1个月，就有324个确诊病例，这个传播速度不容低估。而且2019年12月30日以后，理论上就进入严密监控的流程了，亲密接触者800多人都有医学观察控制。这种情况下，武汉肺炎是如何传到300多人的，值得研究。

相当有可能，是武汉肺炎病毒在潜伏期，也有一定传播能力。人没有发热，但是已经染上了病毒，能够人传人了。发热情况下，病毒人传人的能力加强了。但是因为有不小机会，自己发现了去就医，或者被仪器检测到，所以在防治体系里，这反而是能有效应对的。危险的，反而是不发热的潜在病患，自己和别人都没法知道有问题，在武汉活动，成为了传染源。

而这是专家组在1月中旬时没有想到的。也许是因为受SARS经验的影响太深，过于重视与SARS的类比，专家组对武汉肺炎病毒的潜伏期传播能力没有足够的警惕。专家组因为表面上的乐观数据，作出了偏乐观的预期。而这，是病毒潜伏期给出的假象。

三．武汉肺炎目前的经验教训

从目前的情况来判断，很有可能专家组之前对武汉肺炎疫情的判断，是有些乐观了。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如何对待专家意见。

专家是对问题比一般人有更多专业知识，但其实也是根据证据，对事情作出判断。如果没有证据，或者证据有误导，专家的判断甚至不一定比一般人强。而有经验的专家会说，根据这些证据，判断如何如何。例如这次武汉肺炎，前面是说“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这不是“否定人传人”，而是有多少证据说多少话，理论上是严谨的。

专家组会有多个专家，但不一定人多就比一个专家判断强，因为大家的信息都差不多。有时一个专家起头说了一个意见，其它专家也就觉得合理，就同意了。

五位中国顶级棋手合力与AlphaGo对战，开局速败

2017年5月26日，五位中国世界冠军（除柯洁外最强五人）合伙商量，与AlphaGo对局。但是刚开局不久，一位棋手就说，“这样下不亏”，其它人也就同意了。但这招其实是大恶手，亏了一手棋，刚开局第一个局部就大败了，直接导致后面的手数成了垃圾进程。五人商量着下，还不如一人独立思考强。

专家组要负起专家责任，不能只给模棱两可的万全说法，要给出有倾向的说法，体现专家的价值。就算错了，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此，也不能对专家的看法“无条件信任”，还是要对专家的说法深入理解，了解背后的证据，评估可能的风险。

武汉政府方面，可能因为专家组的乐观说法，符合了内心的期盼，所以愿意按照专家的乐观估计去安排防治力度与宣传口径。武汉政府希望群众能正常生活，关注经济发展，希望疫情不恶化，GDP能少受影响，这都是可以理解。但是从决策流程来看，应该有可以改进之处。

1.面对未知病毒，要从科学角度，保持一定的敬畏

如果发展成武汉群众那样淡定无所谓，应该是科学导向有问题了，没有敬畏。对比香港，这个错误应该还是比较明显的。如果这事发生在香港，绝对不可能若无其事搞万人宴。

虽然1月中旬专家说，从目前证据看可以乐观，这不等于专家给出了确定性的结论。实际上专家也说了，病毒可能有变化，只是放在最后常规地说一下。就算专家说偏乐观，也要有基本的认识，要明白对这个病毒没有摸透，还没法作出全面的评估。

SARS虽然很可怕，致死率高，但是人们已经了解够多了。相比之下，对武汉肺炎病毒，人们的了解绝对是不够的。即使它不如SARS可怕，如果因为了解不够，针对性措施不到位，后果反而可能更严重。

2. 面对疫情，要有一个基本的态度，小心为上

也许象香港那样过度焦虑是不必，但是基本态度肯定得是“小心为上”。特别是在疫情初起的阶段，在病毒的源发地，要避免出现有害的乐观情绪。也许武汉群众天性乐观无所畏惧，九头鸟精神战天斗地，但是这种精神面对传染病疫情并没有什么好处，反而有坏处。

2019年底，武汉肺炎疫情已经郑重报告出来了，市民还无所谓不当回事，基本不戴口罩，这其实很不正常。在香港这是不可想象的，也许在以后中国各地再有这种事，都会认为2020年初的武汉群众不可想象。可以认为，武汉群众绝对是神经粗大的类型，要敲警钟了。市政府哪怕有专家给的偏乐观的意见，也不应顺着群众的乐观情绪行事，要提醒做好防疫工作，让群众多戴口罩，多注意个人卫生。其实这并不难，看看街上群众都掉以轻心，就多提醒。

武汉群众并不是象非洲爱滋病国家那样，已经20%、30%的人染病了，干脆无所谓了。主要还是没有经验，以为没有啥事。这不是群众的错，群众按本能行动，没有经验和深入思考。市政府有责任引导群众，对疫情重视起来。哪怕事后发现过于紧张了，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但如果防备不足，就可能产生严重后果。

香港2003年SARS痛定思痛总结，一个很大的失误，就是没有对关口进行发热检测。“超级传播者”刘剑伦从广州到香港过关时，已经是发热了。但因为没有检测就过了关，引发了后面传染1700多人、300人死亡的惨剧。当时香港知道广州有疫情，传言很多，新闻报道也不少，只要留点心，是可以避免被波及到的。但因为没有经验，惨遭打击。

武汉真不能说没有经验了。SARS的事其实大家都记忆犹新，而且这次快速检测到了不明肺炎病毒，算是防治快速反应的成果了。对群众还是应该教育引导，小心为上没有错。

武汉的警惕情绪不足，已经产生了危害。15个医护人员被传染，其实不是在处理肺炎病人的科室，而是患者跑到神经科去了。而神经科的医护人员可能是没想到要防备，不幸被集体传染。如果有足够警惕，做好防护，应该不至于这样。不仅是肺炎科室要防备，其它科室也要留意。如果武汉群众1月初就注意戴口罩，也许现在确诊的不会有270这么多。

3. 要正确对待专家意见

另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是要对专家有判断。前面已经说了专家也有弱点，其实专家的事情非常复杂。

2003年香港被SARS打击得非常惨重，除了防备出了大问题，另一个大问题是治病表现比较差。香港1700多例病患，死亡300人，死亡率很高，是内地的2.6倍。

例如SARS最先出现传播是在广州，但是广州1000-1200例病例（因发病早，有确认回顾问题，统计口径不同），只有46人死亡。这个死亡率远小于香港，一个重要原因，是广州主抓非典治疗的是钟南山。他找到了相对正确的办法，实现了93%的治愈率。

而香港虽然医疗专家多，SARS专家后来也发了《自然》的顶级研究论文，但是临床表现不是太好，死亡率过高。也许香港专家的研究水平是足够的，但是面对未知情况，在非常紧急的情况下，没有采取正确的办法，可能还是用过去的有限经验勉强应对。

即使是专家，也有各种不同的特性。有人理论水平高，有人临机有决断力，有人细致全面。这有点象是开公司，领头的人换了，经营成败就变了。

特别是面对未知问题，专家的经验有可能借鉴意义不足。能成为专家，都是过去有贡献的，要考察这种贡献的来源，是在已知问题上有了进展，还是面对未知问题有成熟的处理经验。

一般情况下，专家的数量总不会太少，其实是有选择的。因此，对专家组足够了解，知人善任，也是正确决策的重要依据。84岁的钟南山临危受命多地奔波，应该就是中央面对疫情重大变化果断决策，要求钟老在高龄还出来担起专家责任。

四．后续预期

个人认为，武汉在引导群众对待疫情方面，存在可以改进之处。但是，这也不是说武汉肺炎疫情就会很严重，还是要根据数据信息，综合进行判断。

笔者1月21日早上发了一个微博，认为“超级传播者”是事情的关键。如果出了不受控制的超级传播者，那事情就发生了质变，会象SARS那样，严重等级会上升一个等级。钟南山在1月21日下午的新闻发布会上也说，“当前比较担心的是出现超级传播者”。

如果超级传播者没有变异出来，或者出来了被即时发现隔离，可以认为武汉肺炎在中央政府升级的严控应对下，能够被有效控制。这种情况下，全国很快就会到达疫情顶点，情况迅速变为可控，每日新增病例逐步走低，治愈出院的人越来越多。就象非典后期那样，虽然全国还是天天报告，但是明显是平息了。

一个有效的指标是，武汉以外的外地，是不是基本是零星的案例。要么是从武汉来的病人，要么是直接亲密传播的。不能是指数型的爆发增长，甚至找不到武汉的源头了。目前来看，除了武汉比较严重，其它地区还是零星的输入型案例，偶有人传人。如果超级传播者到外地去了，也没有被发现，那确实有可能失控。

一个不太好的可能性是，武汉肺炎病毒不断变化，出现了潜伏期就有极强传播力的“超级潜伏传播者”。出了这种情况，在目前的防控机制里，都是不太好应对的。这种传播者没有发病，体温也是正常的，自己也认为没事，跑出来活动，没有办法防控，会传播到很多人。这是SARS没有的情况，要看武汉肺炎病毒会不会有这种变异出来。如果出现了，武汉肺炎有可能感染人数超过SARS。

当然我不懂专业，只是出于常识考虑一下。也可能武汉肺炎就是SARS那样，虽然出了超级传播者，但是迹象明显，病人发热身体感觉差。这应该是更可能的情况。这种情况，由于中国与世界多国提升了应对等级，对武汉进出的人有足够的警惕，应该能有效防治住。

个人认为，最可能的情景就是这样。外地不断有零星传入，但没有爆发，逐渐感到安心。而武汉到底有多少人感染了，这需要看以后不断增加的案例数量。应该也不是太多，因为毕竟传播的时间还不长，就算武汉群众掉以轻心了，也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等一段时间，潜伏的病人陆续爆出来，就可以进入收尾期了。

至于春运会不会导致疫情在各地大爆发，个人认为值得警惕，但不需要悲观。从个人以及管理角度，要慎重，减少外出，注意卫生，要戴口罩。但是也不用太害怕，因为2003年春运SARS并没有爆发。现在对武汉的情况还算发现的较为及时，提高警惕还来得及。

总体来说，从预防角度，最好考虑得细致一些，慎重一些，尊重未知事物，保持敬畏，不要经验主义以为没有事。在作好防备的基础上，也可以基于证据，对可能的情况作出持平的预期，不需要过于悲观。

本文指出，无论是专家的阶段性乐观判断，还是政府与群众的乐观情绪可以理解，不必过于指责，但放松警惕是不正确的。如果群众集体放松警惕了，要进行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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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简介：本文作者笔名陈经，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计算机科学学士，香港科技大学计算机科学硕士，科技与战略风云学会会员，《中国的官办经济》作者，微博@风云学会陈经。

责任编辑：祝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