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车之鉴：世卫组织专家谈如何解决瞒报疑虑

2003年非典期间，时任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medical officer的徐福洁通过自愿报名作为一名世卫组织的专家来到北京。在WHO驻华办事处工作期间，她亲身经历了从非典爆发情况最严重到北京迎来“双解除”的日子，这被她称为“乌云驱除的时候”。

（摄影：清西，2020年1月21日摄于北京昌平某地铁站）

采访、整理 | 汤佩兰

口述 | 徐福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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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时间过去了17年，徐福洁2003年的非典记忆却随着武汉肺炎疫情的暴发被重新开启。

自2020年1月20日，国内官方确认出现了除武汉外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确诊病例。当日凌晨武汉卫健委通报新型冠状病毒在过去两日共新确诊病例136例，病例数量一时间激增。

1月23日凌晨，武汉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通告，自2020年1月23日10时起，全市城市交通、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停运营；无特殊原因，市民不要离开武汉，机场、火车站离汉通道暂时关闭。

回到17年前，现任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教授徐福洁当时还在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CDC）工作。2003年非典期间，她通过自愿报名作为一名世卫组织的专家来到北京，在WHO驻华办事处工作期间，她和WHO从全球赶来增援的同事运用科学的方法进行实地调查走访，跟北京政府共同推进了非典疫情控制的多项举措。亲身经历了从非典爆发情况最严重到北京迎来“双解除”的日子，这被她称为“乌云驱除的时候”。

在非典结束后，2003年12月，国际权威期刊JAMA（《美国医学会杂志》）登出时任北京CDC科研办主任庞星火为第一作者，徐福洁等人为共同作者的论文，主要对2003年北京市非典疫情暴发控制措施进行描述和评价。论文背景中提到从2003年3月开始，中国北京经历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非典）爆发，疫情在 4 月下旬达到高峰后的 6 周内迅速得到解决，但对此次疫情期间实施的控制措施却知之甚少[1]。

其中，担任该论文数据分析和解释工作的徐福洁，也是非典期间负责向WHO递交中国每日监测数据的世卫组织专家，负责监测数据核查和检验的最后一环。2020年1月20日晚，她接受《知识分子》采访，讲述了自己作为传染病学专家、非典时期亲历者的回忆和思考，希望能有所启发。

在阅读正文前，有必要介绍关于下文将提到的“笑谈非典”事件背景，以便更加全面的理解当时情况下所做的工作。

2003年4月3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举行记者招待会，时任卫生部长张文康公开表示北京市非典型肺炎12例，死亡3例，中国大陆的非典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同时笑称“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在中国工作、生活，包括旅游，都是安全的。在座的各位，戴口罩、不戴口罩，我相信都是安全的”[2]。这番言论引起北京解放军301医院的退休医生Jiang yanyong的质疑，他接受了《时代》周刊采访，随即海内外舆论哗然[3]。

中国政府对疫情的瞒报行为，受到国内外社会的普遍指责。4月4日，WHO专家进入中国广东进行协助调查处理。4月12日，世界卫生组织将北京列为疫区。4月19日，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正式警告地方官员，瞒报少报疫情的官员将面临严厉处分。

2003年4月20日，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卫生部副部长朱庆生宣布实行“疫情一日一报制”。北京市公布的非典确诊病例数从前一天的37例增至339例，新增病例超过100例，疑似病例增至600人以上。当日，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宣布撤消北京市市长孟学农和卫生部部长张文康的党内职务，并提名王岐山担任北京市代理市长，高强任卫生部党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兼任卫生部部长。

2003年，徐福洁和同事在北京一家发热诊所（图源：cdc.gov）

2003年，我在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工作。那个时候中国非典的情况受到全世界的关注，世界卫生组织（WHO）从包括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在内的很多卫生机构抽调专家，作为传染病方面科班出身又懂中文的我，报名非常自然。虽然当时小的孩子才两岁，父母也非常担心，我还是自愿报名了，通过WHO的驻华办事处，在北京市开展工作。

 

出发前，当时的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CDC）大主任跟我们说，要有心理准备做长期应对，病毒控制下来肯定要很长时间，肯定会拼得精疲力竭。

所以我来的时候是打算打长期战争的，也在北京经历了疫情爆发应对措施落实最关键时期，到最后看到了“双解除”的胜利（注：WHO于2003年6月24日宣布从即日起解除对北京的旅行警告，同时将北京从SARS疫区名单中排除，简称“双解除”），也有幸亲历最后的庆功“国宴”。

 

2003年四月份我到北京，已经约有100万人离开北京，我是少数进来的。我乘坐的飞机是空的，住的旅馆几乎也是空的。我在这边待约七个礼拜。在北京“外援”团队有好几个人，除了我，还有来自澳大利亚、德国、香港的同事。我在美国CDC的职务是medical officer（医官），到国内我们被笼统地称为“世卫组织专家”，但其实世卫组织没有那么多雇员，我们是被一面征集一面派往这边来的。

 

那时候所谓卫生部长“笑谈非典”阶段已经过去，国家进入全面公开、全民齐动员的阶段，明确了一种氛围，众志成城地开始真正打战役了。

 

在不确定中工作

作为WHO驻华办事处的专家，我们每天的工作都不一样。我到北京的时候，SARS的应对已经是全球动员了，在加拿大、越南、香港等其他的国家或地区也都有团队。那时候早晨6点钟参加一个叫做“Global Call” (全球会议)，基本每天都有，就是通气会，一个沟通渠道，让大家分享你发现了什么新的东西，比如新发的病例、新出的现象或者治疗的信息。当时我们对这种病毒不了解，所以大家是一个全球合作的平台。

 

我还有一个工作是要给世界卫生组织报告每天中国的疫情，我做的就是核对上传中国卫生部的疫情报告，每天晚上9点之前发给世卫组织亚太区。因为我在北京知道最新情况，所以协助做疫情监测数据的及时通报和广泛分享。

 

从早晨6点钟到晚上9点钟，这中间我会做好多不确定的事情。有时候会到一家医院里面核实他们的发热门诊是怎么做分诊，有没有问题。另外很大部分的工作还是想针对中国当时在研究的具体问题收集数据，推进对SARS这个疾病的了解。比如潜伏期阶段到底有没有传染性，有什么样的证据。根据已经明确的人传人的具体病例信息，去研究它的人与人传播的传播链。

而那些连不到某条传播链的人，被称为“散发病例”。因为他/她的存在不能很明显在我们掌握信息里，提示有可能是我们没有注意到的一个传播模式，所以就要做这些人的问卷和调查分析，看他们有没有共同的点，希望能找到我们还没有发现的传播漏洞，进行及时发现和控制。类似这样的工作，不是高大上的，但是就是非常小心翼翼地收集一点一点的信息往前推。每个点都可能带给你一个新的理解和控制手段。

 

如何解决瞒报疑虑

那时候我们国家是一级一级（将信息）从县、市、省汇集到国家，由国家汇总以后通报给世界卫生组织，起码SARS后期是这样。这对现在可能不太是问题，但当时让所有能诊治SARS的医疗机构进行每天数据的统计，确实要求蛮高的（注：不只是医院，还有疾控/卫生局），因为当时很多依靠的是传真、纸质报表和电话来沟通。

这些数据每天统计，首先为了内部准确了解疫情，避免一个病人转院就重复报，很多核实比如入院多少，转重症多少等等，这是一个管理系统的事情。等于一环接一环，triple check，因为那时还没有“数字”通讯。

 

当时一些人也会担心有的地方政府瞒报嘛。因为政府或者有的医院有过瞒报，所以世界卫生组织开了一条热线去处理这些事情，叫作Rumors surveillance （也叫谣言监测），就是说其他渠道的一个监测，对社会公开了一条热线和传真线。如果有医生也好，普通公民也好认为他们当地的政府瞒报了或者有其它“怪事情”，他们也可以给我们世界卫生组织中国办事处打电话或者发传真。

 

然后我会去处理这样的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有什么样的证据？刨根问底地沟通之后，可以了解到底有没有我们从正规途径没有看到的SARS在发生。有的时候可能大家不理解，或者有的人看到有人死了，但是政府报告是零，他/她有怀疑就报告了。但好像我不记得有真正的病例出来。开了热线以后，其实就起了一个check和balance （注：check and balance 是我对很多行政包括美国三权分立的理解，不仅是震慑）的作用。

“还要好多具体的数据公布出来才知道”

SARS的时候，接诊医生感染的多，所以说它的传播性强，传染性强。考虑到现在我们院感（防控）能力的提升，当时的医生和现在医生的意识可能不太一样，（注：即便是SARS）不一定病毒传播性那么强。

 

2019-CoV刚开始的家庭聚集性不高，当时认为它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效率可能是没有SARS那么高，但现在很多地方都有，所以还要好多具体的数据公布出来才知道。

 

在人传人情况还不确定的时候，我觉得官方（注：武汉卫健委）的表述有点过于谨慎，当时只说没有明确证据人传人，但没提人不能传人的证据具体有多少，但就像看一瓶水，半瓶子晃荡的时候你看的到是上边的空气还是下边的水。做法未必是错的，但就看你沟通的目的到底是哪个，什么是你想说的，这个是可以推敲的。

 

其实我作为业内的，如果说是专家的话，我也蛮着急的。现在是全国哪都是疫区，但当时如果是武汉作为单独疫区的话，根据一个疾病定义，画出范围，对可怀疑的人都做很好的检测，通过这种主动搜索病例，首先你能知道这个疾病到底分布在什么地方，它在哪个人群有。另外，每一个发现都能及时用来调整防控策略。

从现在公开的信息来看，我还想知道医学观察是怎么采样的，暴露以后病毒在血液里出现的潜伏期是多少，不同症状的潜伏期是多少，有没有亚临床感；有关病程（注：病原物侵染过程）的数据对检测和筛查非常关键，起病的时候比如说是发烧，然后什么时候出现咳嗽，什么时候出现呼吸困难等等，这些临床时间应该给大家公布一下。我觉得应该给大家交代这样方面的临床特征，不能只顾着研究病毒不研究病。

 

所以说，我觉得应该提醒的是有好多新的疾病，我们认识它有个过程，有些东西不清楚，完全不影响我们的防控。像SARS当时找的传染源也是错了，说是果子狸，十几年以后才发现真正的传染源来自蝙蝠，但SARS上次不也就控制住了嘛。现在应该是鼓舞大家士气的时候，就是说别恐慌，用疫情数据客观评估效果好和不好的那些活动，真正科学地面对一个传染病，打好局部决战，也能打好持久战。

本文内容已于1月23日经徐福洁审阅。

徐福洁个人简介

主要学习和工作经历：1993年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1998年在Emory大学获得流行病学博士学位，1998-2000 完成 Epidemic Intelligence Service 培训，2000-2015年任职于美国联邦疾病控制中心（CDC），2015-2017年任职于美国吉利得药物科技公司。2015年入选国家“千人计划”，2017年回国工作。目前被聘为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开展长期多点的流行病学队列研究，对比评价临床或社区大人群中治疗措施的安全性和在不同人群中的真实世界效果，评价新的临床检测手段，建立传染病模型等。在临床医学研究方面，着重三期和四期临床研究，制定基于价值的治疗适宜人群。

她曾直接参与过中国 2003 年的“非典”和 2009 年的新型甲型 H1N1 流感暴发控制，两次参与都有高水平论文产出，分别发表在医学领域顶级的 JAMA 和 NEJM 期刊上。

http://yjsds.zju.edu.cn/daoshiInfo.jsp?uid=6081644952374bf7a544d3ab0a7481fe

参考资料

[1] Pang, Xinghuo. “Evaluation of Control Measures Implemented in the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Outbreak in Beijing, 2003.” Jama 290, no. 24 (2003): 3215. https://doi.org/10.1001/jama.290.24.3215.

[2] http://society.eastday.com/epublish/gb/paper141/48/class014100021/hwz920141.htm

[3] https://baike.baidu.com/item/SARS%E4%BA%8B%E4%BB%B6/7702261?fr=aladdi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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