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1918年11月6号，时任定海县知事的冯秉干在上海《申报》撰写了《救治时疫之布告》一文。
在这篇布告中，冯秉干针对当时的流感，提出用银翘散这种中药进行治疗：“赶紧照方买药，连服自可安宁”。但很显然，他对这场大“瘟疫”的估计过于乐观了。
在这一年的5月份，上海出现了第一例传染病例，而此时的温州已经有上千人感染。6月份，广东的学校和邮政局也开始出现类似病人。不久，江西、湖南、云南、浙江、江苏、北京等地都开始出现大规模疫情，并且发病快，死亡率高，呈现出早上发病，晚上即毙命的特征。
在《申报》对于绍兴疫情的描述中：“一村之中十室九家，一家之人，十人九死，贫苦之户最居多数，哭声相应，惨不忍闻”。在很多村庄中，甚至半个村的人口都被传染，死亡率高达10%，这足可见形势的严峻。
用当时《大公报》的话来说，这是“疫鬼正在高兴的时代”。
但此时的中国，也只不过是世界传染病浪潮中的一片雪花而已。
1918年的3月4日，美国堪萨斯州军营，士兵们纷纷出现头痛、高烧、肌肉酸痛这些症候，当时的诊断只是小流感。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西班牙、法国和英国等地也出现这种疫情。而这，正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种传染病随着枪炮纷纷散散到世界各地。
与流行性感冒不同，染上该病的患者主要集中在20-35岁的青壮年族群中，肺炎成为最严重的并发症。
在10月份，有20万美国人死去，1918年美国人的平均寿命比正常减少了12年。
1918年大流感给美国人均寿命带来的影响
到了1920年，阿拉斯加的爱斯基摩部落开始整村死亡，而位于太平洋中央的萨摩亚岛死亡率高达25%。整个世界，无一幸免。
但最严重的，当属西班牙，全球大约4000万人丧命，这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死亡人数还多。很难想到，这其实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提早结束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各国已经没有兵力再继续作战。
回到中国，由于尚未建立起一套专业的防疫体系，地方上各用各法，引用中药，喷洒石灰水，焚烧大黄成为主要的手段。此时的中国，面对大规模传染病基本无力应对。
两年之后，流感慢慢消失了，但直到今天，病株都没有被真正辨认。
无论是当时的中国还是欧美列国，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没有强有力的组织能力，都难以应对汹涌的疫情。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仿照前苏联的“防疫站”模式迅速建立起传染病防控部门和流感实验室。
这些部门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国流感防疫的空白。
个人卫生宣传也是防疫体系的重要部分
在1957年和1968年，当又一次爆发大规模流感时，政府已经有能力作出应对，并迅速建立起国家流感中心。
在这一阶段，伴随着工业化的初步完成，共和国组织和资源调动能力的不断增强，逐步建立起了初步的防疫体系，基本的流感防控能力已经具备。
可是，比起五六十年前，如今时代已经不一样了。
在现在这样一个时间和空间不断被压缩的高流动性社会，有力的政府和工业化基础已经不能完全应对快速变化的疫情。
2002年12月15日，在深圳一家酒楼打工的黄杏初觉得不舒服，身体发热畏寒，去医院打吊针之后也不见好转，只得转入老家河源市人民医院进行治疗，但不仅他没被治愈，身边的9位医护人员却先后有了这些病症。这在当地立刻引起了恐慌。
但在此时，广州市政府和省政府都选择了隐瞒，对外宣称的病例总数一直是不增不减。2月12日，中国足球队和巴西足球队的友谊赛照常举行，现场观众超过5万人。
而随着春运的到来，潜隐的危险逐渐浮出水面。
2003年2月21日，已经染病的医生刘剑伦赴港参加亲属婚礼，在入住酒店之时将病传染给七名旅客。刘剑伦在两周之后不治去世。
3月6日，北京也接到了第一起输入性非典病例。也就在这个时候，北大附属人民医院由于不清楚SARS的病情，没有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致使大量医护人员感染，其中一位急诊科医生和护士不幸身亡。
此时，人们才真正认识到非典的可怕之处。
可是，4月3日，中国卫生部召开新闻发布会，部长张文康表示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北京的SARS病例只有12例，死亡只有3例，笑着说在北京戴不戴口罩都是安全的，最后还给北京打了个广告：欢迎大家来北京玩。
紧接着，国家旅游局也表示，中国各地的旅游安全和健康是完全有保证的，中国的旅游活动一切正常。更吊诡的是，广州市政府为了显示自己已经有效地控制了疫情，由时任市委书记林树森带领市内2万群众举行了春季健身万人长跑活动。
但纸怎么可能包得住火。
随着不断有整个楼层感染SARS等信息爆出，中央开始对非典高度重视，北京的疫情也有原先被瞒报的37例增加到339例，北京市市长孟学农和卫生部部长张文康被免职。
“非典”影响范围极广
随后，全国防治非典的大幕拉起。财政部拿出20亿用于非典防治，总理亲自坐镇，指挥防治工作。
而接替北京市长职务的，便是从海南省委书记任上紧急调入北京的王岐山。
在第一次政府常务会议上，王岐山便立场坚决地说道：“我就要求你们汇报的时候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军中无戏言。”
上任的第二天，北京市政府下达隔离令，对受到非典感染的人群进行隔离。
第三天，小汤山医院开工。
而仅仅用了一周时间，可容纳一千余人的小汤山医院便迅速落成，感染人员集中进驻隔离。
非典期间，小汤山医院共接收680名非典病人，其中672人康复出院，8人不幸去世，治愈率接近99%，而且1383名医护人员零感染。
与此同时，在这个草木皆兵的时节，王岐山市长亲自走访批发市场、菜市场和医药大楼等地，深入第一线，安抚受到感染的病人，极大地稳定住了局势。
2003年6月，防治“非典”期间，王岐山在北海公园与北京市民共度周末
整个非典期间，王岐山成为出镜率最高的官员。
在一系列闪电举措下，到6月8日，北京首次迎来新增非典病例零记录。两周之后，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将北京从非典疫区名单中排除。
这标志着，非典疫情被初步扑灭。
根据《新华社》的报道，临危受命的王岐山，在短短半年间，就瘦了20斤。
整个非典期间，中国患病总人数达8069人，死亡774人。但国家集中力量的迅速举措，不仅快速荡清非典遗毒，更使得国际社会眼前一亮。
参与抗击“非典”的医务人员
非典过后，全国都松了一口气。
经此一役，人们也意识到，在这样一个流动和复杂的“风险社会”（出自著名社会学家贝克的论断），我们不仅需要一个有力的政府，也需要一套极为专业化的风险应对体系。
而这套体系的第一步，不在于遮掩风险，而在于将可能存在的风险向公众和盘托出。
但由于官僚体系在地方绩效主义这一趋向上的先天缺陷，其最难迈出的一步也便是向上级和公众坦白辖区内的风险和问题，这也正是非典肆行的根源之一。
03
谁也没想到，下一场疫情会来得如此迅速，如此猛烈，甚至于，又为“坦白”的缺失作下了惨痛的注脚。
2019年的12月8日，武汉出现了第一例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人。
12月30日，一份盖章为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红头文件《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紧急通知》在网络上广为流传，华南海鲜市场此时已经被确定为传染源地之一。
在中间的22天里，面对不断增长的不明肺炎人数，武汉市政府并没有什么作为，甚至在明确华南海鲜市场这一传染源之后，也没有第一时间关闭清理。
次日，卫健委通报声称这种肺炎“未发现人传人现象”，听到这个消息，自古性情豪放的武汉人民心中更是有了底气。
武汉一派自在祥和，但此时的香港已经高度紧张。
就在同一天，香港食品与卫生局表示，各出入境口岸将加强健康监察措施，将怀疑案例转移到公立医院接受隔离治疗。1月4日，在尚无确诊病例的情况下，香港立即将应变等级从“戒备”升为“严重”，进入高度警戒状态。
而此时并不知情的武汉人民还在马路牙子上唠着嗑，滋溜着热干面。
直到1月11日，武汉市卫健委才发布通报，初步诊断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41例。
而从11日到16日，这个数字一直没变。也就是说，在一周的时间里，整个武汉市没有一位病人被传染。
而这一周，也是湖北省两会胜利召开的日子。
17日，新增确诊肺炎患者4例，才算是重新“开张”。
而在第二天，武汉市百步亭社区举行了万家宴，共4万多个家庭公共聚餐，浩浩荡荡，红红火火。
百步亭社区的“万家宴”
而从19日开始，武汉市公布的新型肺炎病例呈现陡梯型上升，当天累计报告达198例，逐渐到291例、444例、571例。
1月20日，钟南山院士明确表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能够人传人，直接打脸武汉市。此时的疫情，才真正进入到全国人民的视线之中。
而就在21日，湖北省新春团拜会如期举行，省市主要领导列席参加。
根据省内新闻报道，整台演出节目编排新颖，舞台恢弘大气，表演精彩纷呈，湖北省民族歌舞团40多名演职人员参与了多个节目的演出，营造出喜庆、欢快、奋进的良好节日氛围。
彼时，春运也如期而来。作为一座拥有3000多万名流动人口的九省通衢，有网友研究过如何在归家路上避开武汉，最后发现无论是北上还是南下，完全避开几乎是不可能的，病毒就这样随着春运四处漂流。
武汉作为交通枢纽也意味着病毒容易扩散
在1月20日，伴随着中央对疫情的重新部署，湖北省和武汉市的疫情防控也进入到新车道。
1月23日，武汉市和周边的鄂州市、仙桃市、潜江市、黄冈市、荆门市等相续宣布暂停运营城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时关闭机场、火车站、高速公路等离开通道，严防疫情传播。
武汉“封城”意味着一场以空间换时间的战斗已经打响。
同一天，武汉版小汤山医院—火神山医院正式开建，上百台机械同时作业，建筑面积达2.5万平方米，容纳1000张病床的医院将在6天内建成。
接下来，雷神山医院以及黄冈大别山医疗中心陆续开建。
从区域隔离到病患隔离，武汉的疫情在此时才真正得到有效控制。
04
从武汉的整个应对过程来看，1月20日是个节点。
在此之前，武汉甚至整个湖北对于疫情的应对都是不合格的，瞒报、缓报、谎报，不乏当年SARS开始时地方政府的影子。
1月20日之后，整个湖北才真正进入疫情防控的正确节奏。
在封城以及火神山、雷神山医院这些重要举措下，疫情得到迅速控制，避免了几何数级蔓延的趋势。
而且比起2003年，信息和数据时代的舆情更为复杂，被隐藏起的一条小小信息，所掀起的巨浪可能超乎人们的想象。
但前期滞后的那一步，仍然使得疫情未能得到第一时间的有效控制，直接使疫情进入到一个新的轨道，所带来的损失不可估量。
晚一步，差千里。
那么，武汉为什么没从如此惨重的非典教训中汲取经验？
美国著名汉学家孔飞力在《叫魂》一书中对清代妖术追查案的分析中发现一个重要机制：以地方官员为地方情况主要信息来源的制度总是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即地方官出于自身利益总是对管辖区域内存在的问题轻描淡写以减轻失职的过失。
对于地方官员而言，在官僚制的体系下，其政治生涯与“权力”和“声望”始终挂钩在一起。
从其逻辑出发，如果按照规定层层上报，虽然可以减轻失职的责任，但其必然会受到来自上一层级的压力，自主处置的权力必然会受到压缩，悠游处理会受到多方面的掣肘。
同时，当一旦被放置在聚光灯之下，主政官员将会接受来自各方面的全方位“解剖”。此时，无功就是无能，无过就是有错。
“瞒报”有着内在的逻辑
在这一绩效主义的影响下，地方官员对对于事关一票否决的公共安全事件，地方政府是慎之又慎，力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能捂住便不放开，能私下处理就不公开上报。
这一心态，致使地方政府在疫情的应对上总是有所保留，总是存在着内部解决的侥幸心理，疫情不上报，人们难知晓。
同时，就在十月份，武汉举办了第七届军运会，总投资达到1400亿元，加上之前为之预备的各种大规模城建，财政上已经捉襟见肘，这也是武汉在前期不愿大动干戈的重要原因。
也就是说，就武汉市的应对来说，既不愿通过上报和公开获得各方的支持，也没有能力自己解决，结果就只能是滞后一步，给了疫情蔓延的空间。
这些问题，可以说是体制问题，但不同的一方主政者所体现的效果却也是千差万别。
看看与湖北接壤的河南，就能够发现两省领导层的应对差距不是一般大。
早在十二月底，河南便开始了行动，从郑州发往武汉的班车正式停运，自愿退票的市民可以免收手续费。
在河南疫情发现的第一时间，省长尹弘便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明确绝不能瞒报、缓报和漏报，必须确保疫情信息的公开和透明。
在具体措施上，河南非常具有针对性地使用了大数据信息系统，通过组织基层卫生部门进行排查，以此实现贯彻基层的日报告制度。
同时，在发现第一列新型肺炎确诊案例的当即，河南便毫不拖泥带水地全面排查外来人口，高速路口进行体温检查，地铁站等公共场所定时消毒，娱乐场所全部关闭，电视直播、公众号、短信，甚至教育局对家长的通知，使用一切渠道让人们对疫情提高警惕。
河南的这一系列措施，可以说是信息和数据时代防控疫情的典范。这也难怪湖北人民嚷嚷着要借隔壁省长用两天了。
再看看别的省市，山东省率先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实行特殊医保支持政策，以此确保患者不因费用问题得不到及时救治，确保定点救治医院不因医保总额控制管理规定影响患者救治。
浙江省最早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机制，在第一时间全面实行各类交通道口卫生检疫，取消大型公共活动。而那个时候的湖北还是二级响应。
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地方主政官员的水平实在是太重要。
网友作品反映了很多人的心声
在1月22日的《人民日报》明确指出：“打赢这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需要政府部门做到信息公开及时、充分，刻意迟报瞒报必将付出严重代价”。
人民网也罕见发文批评，其所提所指不言自明。
出于个人政绩和权力依恋而不顾大局，最终只能是自欺欺人而被人欺。
这场与新型肺炎的战争就像是一场考试，谁在实干，谁在裸泳一目了然。
不过，既然是考试，总得让人把这张卷子答完，不能因为前面答得稀烂就把考生扔出去。
卷子做到关键时刻，湖北省的考生总是比别人更了解情况，重要的是先把卷子做完。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是从海南进京赶考的王岐山，人家可是地道的北京人。
再者说，监考官也得照顾所有考生的情绪，这么紧张的时刻，士气很重要！
不过，等到收卷评分之后，给糖还是大棒，从《人民日报》的态度上已有分断。
非常痛心、非常愧疚、非常自责也没用了。
05
大年初一，中央成立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并向湖北等疫情严重地区派出指导组，地方上开始全面加强防控一线工作。
1月27日，李克强总理带着口罩视察武汉，意味着举国最重要工作的疫情防控，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以会议“各地要减少春节期间大型公众活动，尽量避免人员大规模聚集”这一条意见为例，不到24小时，从中央到地方，从城市到农村，人员流动方面的防控全面拉开。
图：东莞城市号召人们尽量减少外出
尤其对于农村而言，在春节这个最重要的节日里，拜年是必备活动。为了减少人员流动，从基层乡镇干部到村干部，不仅连续在大喇叭广播，而且直接拉着横幅到村口劝退。
周前村前建的“劝返岗”
在疫情感染信息获取上，微信直接开通了疫情上报功能，个人就可以直接上传信息。
无论是人员配备、舆论引导，还是信息处理，全国已经拧成了一根线。
更重要的是，有一批人在帮着裸泳者穿上新衣。
正如“不计报酬，无论生死”的武汉医护人员，正如84岁高龄依然奔赴第一线的院士钟南山，正如正在奔赴武汉进行支援的逆行者，正如武汉市内自发组织起来接送医生的自愿者，正如从世界各地飞向武汉的物资和口罩，正如那些自愿留守武汉，一起抱团加油的所有人。
他们，是真正的国家英雄，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感激的人！
1832年，德国诗人海涅这样描述巴黎的霍乱：“3月29日当巴黎宣布出现霍乱时，许多人不以为然，他们讥笑疾病的恐惧者，更不理睬霍乱的出现，当天晚上多个舞厅中挤满了人，歇斯底里的狂笑声淹没了巨大的音乐声。突然，在一个舞场中，一个最使人逗笑的小丑双脚一软倒下了，他摘下自己的面具后，人们出乎意料地发现，他的脸色已经青紫。笑声顿时消失，马车迅速地把这些狂欢者从舞场送往医院，但不久他们便一排排地倒下了，身上还穿着狂欢时地服装”。
很庆幸，我们并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且根据世卫组织的认定，在中国现阶段的防控处理下，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不构成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虽然，政治学上的原因，庞大的国家机器在面临突发事件时，难免会因些许地方官的个人取舍而产生滞后，但其一旦正式开启，就是雷霆万钧之势，必能将疫病诛杀于膨胀之中。
毕竟，少数零件的锈蚀，并不能改变国家机器本身的有效性。
而且，无论是国家机器的学习能力，还是“责任到人头”的动员制度，还是如此多心怀仁爱的“为众人抱薪者”，我们有十足的信心相信，无论多严重的疫情，都必定会被及时控制和解决！
裸泳者终将被潮水淘汰而去，英雄必将被永远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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